【微言大义】 

        自古以来，很多为官者都很难处理公义和私情这对关系，孰轻孰重，不同的选择，背后折射出的便是不同的事业观和人生观。

        唐代诗人罗隐有两句诗：“国计已推肝胆许，家财不为子孙谋。”在他眼中，国事大于家事，公义重于私情。关系国计民生之事，要以肝胆相许的气度，不计得失，义无反顾地去做；至于个人家庭的利益，维持正当所需即可，不能为子孙之利而以权谋私，甚至违法乱纪，为谋一家之私，有损万姓之义。

        作为党的高级干部，李富春、蔡畅这对革命夫妻堪称从严治家的典范。上小学的外孙每周回家时，蔡畅只给他一趟所需的5角钱公交车费，有时想买一支5分钱的冰棒，外孙只好以步行几站路的办法自己来省钱。小孩子想不通当大官的外公、外婆为何如此节省，有时就有意念叨说，谁家是用小汽车接送的，蔡畅则耐心地说：“汽车是爷爷奶奶工作用的，不能办私事，更不能接送孩子。”李富春也经常提醒外孙说：“现在人民生活还很苦，我们生活不能特殊，每天能吃上热饭热菜就不错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但就这样节俭持家的夫妻，在李富春同志逝世后，遵照其遗愿，蔡畅先后把两人长期节省下来的积蓄13万多元上交党组织，这在当年也是不小的数字。身边工作人员问她：“是否给外孙留一点？”她坚定地说：“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，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。孩子们长大了，应该自食其力，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，应该是革命的好思想、艰苦奋斗的好传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干部只能姓公、不能姓私，只能用权力来为党分忧、为国干事、为民谋利，而绝不能去做那种为了“家财”封妻荫子、泽被子孙的事。老一辈革命家肝胆相许的事迹时刻教育我们，不为子孙谋家财，多为子孙树家风。

（王家安）

        【物载春秋】

《张一悟致恒德弟家书》二函  

        其一为福州宣纸质，以墨笔书写，计1页。主要内容为邮寄《响导》读物等事；其二为印有朱栏格和“省立第二师校用笺”字样的元书纸质，色淡黄，以墨笔书写，计2页。纵29厘米，宽25.3厘米。主要内容为勉励其弟努力前进，争取光明前途。并告知其所带军帽、皮带、肩章、刀均已收到。以上二函，均以“宜五”落款。前函写于1925年10月30日。后函未具年限，仅署“四、六”二字，当为4月6日之时款。张一悟，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、甘肃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，甘肃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。

（甘肃省博物馆提供）